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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抑郁背后的客体丧失与冲突
基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 1917)的相应概念,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抑郁症的核心原因是客体的丧失及其冲突的处理(“客体”在这里是指对个体完整性、身份认同和安全感至关重要的、作为参照的某个人、处境或“思想”)。根据该模型,失去这些对于成年人的自我价值感仍然必要的参照,会使个体退回到另一种感知和行为控制模式中,这与婴儿期的某些模式相似(退行)。这种抑郁发展的前因通常是长期的依恋不安全感(Bowlby,1987)、童年期与丧失有关的创伤体验或缺乏支持的成长环境。这种先前的经历会导致个体更高的“压力易感性”,或在经历丧失、冒犯和社会孤立时显得特别脆弱和依赖他人。
抑郁症状的表现形式
成年期经历的丧失(例如,侮辱、分离、拒绝)会无意识地以类似于童年早期遭受丧失的方式被体验。在这样的性格背景下,当事人在处理后来的冲突时,不自觉地试图借助婴儿不完善的关系模式,重新建立与生存所必需的“缺失客体”的关系。因此,许多抑郁症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退化性改变的、婴儿期的功能模式的表现:由于幼儿主要通过食物摄入和口腔刺激来调节与照料者的接触,以食物摄入为中心的症状也在抑郁的成年人试图重新找回缺失客体时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进食障碍)
抑郁患者的内疚与自我攻击
为了保全关系,例如与父母照料者的关系,在丧失之后出现的紧张和愤怒的感觉不是被视为丧失的结果,而是被幻想为丧失的原因,以指向自我的内疚感的形式被加以处理。因此,个体常在事后产生“是我不好”的想法,就像一个处于匮乏中的孩子幻想自己是丧失的原因一样。同样地,从依恋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有助于保护岌岌可危而又必不可少的关系。这种自我攻击性的冲突处理,之后在成人中被内化并成为无意识,导致与现实相关的应对可能性被进一步削弱,并因此导致抑郁症状的加剧。这会导致诸如精神运动性抑制症状、自我怀疑、内疚感或自责感,甚至有自杀倾向,还会造成不良的互动,例如对个人或职业照料者的抑郁-焦虑依赖,伴随高度的病态表现。总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试图用自我攻击-内疚来重获对不安全或缺位的照料者的控制,或其他一切寻求安全环境的方式,包括幼稚化,都会导致抑郁症状的进一步发展和加重。
抑郁患者的无意识冲突
根据精神分析的概念,抑郁症的基础是一些无意识过程,其特点是关系不安全感(不安全依恋)或丧失/疾病的创伤经历,或不利的成长环境。相应的个人经历使个体具有更高的“压力易感性”,或特别倾向依赖,或对丧失和社会孤立特别敏感。应对这种脆弱性的尝试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常会导致不良的互动,例如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心理、自我贬低的倾向,以及自我膨胀(相应伴有冒犯倾向)。
冲突尤其在非常僵硬的超我结构下,包括诸如无意识的失望、愤怒、以及划界和扩张的欲望。对于这些,没有适当的解决方案,因为无意识中谋求独立的攻击性欲望会带来强烈自我怀疑和内疚,使更高程度的独立显得过于可怕。
慢性抑郁的动力学治疗
在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实践中,常会出现一种自我惩罚的攻击性转向现象,以及抑郁性的自恋退缩或对客体的抑郁焦虑性依赖。这种治疗模式从根本上强调医患之间应秉持尊重、同情、接纳和节制的互动态度。
“言论自由”在心理治疗中尤为可贵,因为它能够促进对内在体验、感受和恐惧的深入探讨和表达。治疗师对于患者的共情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患者更好地表达自我。此外,将患者难以接受的感受进行主题化处理,也是治疗过程中的重要目标。
在动力性心理治疗,特别是分析性心理治疗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将患者行动背后的潜意识冲突进行主题化处理,这对于理解和处理心理问题至关重要。其次,对移情和反移情的解释——即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情感互动——是核心环节。
通过这种方法,潜意识中的冲突得以在治疗师—患者关系中再现,进而变得可以理解与处理。同时,治疗的焦点也放在克服改变过程中的内在障碍,深入探索与之相关的恐惧,并利用患者的优势来克服这些障碍。
在提高患者对冲突认识的同时,治疗的另一目标是利用和加强患者现有的技能和能力。通过增强对内在冲突的内省,改变长期导致问题的体验和行为模式,患者将能够更好地预测、管理和解决困难(Klerman等,1984)。